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，无论国有还是民营，保值增值都是企业的首要任务。不是企业的性质，而是寻租的空间，决定了煤炭行业腐败案件的发生率。在矿难依然不时发生的今天，重新强调法律的应有地位，禁止官员对市场的渗透，绝非多余。

　　从去年开始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、煤企重组，已经进入收官阶段，整合后煤炭企业违规违法生产、建设的主体，已经由过去的中小个体煤矿，转为股份制或者国有大矿，占到了75%以上。（6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）

　　这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数据。

　　今年1月新华网曾报道，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消息，目前，山西省煤矿整合重组协议签订率达到98%，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%，采矿许可证变更率已超过80%，煤矿复产、改造和关闭工作已全面展开。整合重组后，山西将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，国有、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，“多、小、散、乱”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
　　此话的潜台词是，民营煤矿等于多小散乱，只有国有大煤矿才能做到规模经营，遵纪守法，杜绝腐败与环境污染。事实上，在煤矿整合过程中，腐败与污染、血汗工厂等成为民营煤矿的原罪，屡被提及。但是，认可我国市场化改革成果的人，都不一定会认可上述结论。

　　
　　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，无论国有还是民营，保值增值都是企业的首要任务。民营煤矿降低成本获得巨额利润，一些国有煤矿何尝不如此？与地方政府争夺资源税，在电力、制造等企业面前竭力要求涨价的，都是国有大煤矿。当然，不能因此认为国有大煤矿违背良知与正义，但同样的逻辑，也绝不能因民营煤矿的巨额利润，把不道德的帽子扣到民营煤矿身上。在巨额利润背后，是税收体系与环境监管体系出现了问题。

　　以往矿难频发，民营小煤矿成为罪恶渊薮，在整合之后却成为国有煤矿的专属，2009年发生的4起特大矿难，有3起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。今年以来，所有的大型矿难都出自国有煤矿。股份制与国有大矿并未显示出他们高人一等的觉悟，现在，为了利润，违法违规开采依然盛行。

　　据统计，国有煤矿的安全性相对较高，地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3.8倍，而乡镇小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则是国有重点煤矿的11.3倍。机械照搬上述数据，显然应把所有的煤矿组合成一到两家大煤矿公司，但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我国的吨煤死亡率也不是世界先进水平，反而是市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、德国、英国、挪威，实现了煤炭开采零死亡率。

　　不是企业的性质，而是寻租的空间，决定着煤炭行业腐败案件的发生率。

　　6月2日，山西省纪披露，截至4月，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，共有1590名贪官“蛀虫”受处。去年6月审判的山西“煤焦第一贪”高崇荣，贪污、挪用公款涉案1000多万元；今年6月一审的山西蒲城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，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.05亿元。

　　在每桩煤炭腐败案件背后，都能揪出一个甚至一串腐败官员。他们或者将审批权折算成市场价格向企业明码标价，或者直接控制小煤矿参与暴利分配。这并非民营经济之罪，而是审批权市场化溢价之罪。只要不斩断审批权与市场标价之间的联系，审批权越大，腐败越多，溢价也就越高。

　　腐败与权力共生，国有化不等于公平与法律，在矿难依然不时发生的今天，重新强调法律的应有地位，禁止官员对市场的渗透，绝非多余。

 
    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货币、气候、投资者联合推动的结果。从资产价格泡沫、劳动力成本上升到农产品价格上涨，通胀已经走完大半，画了一幅典型的资本时代通胀路线图。不会人所关注的是，中国的艺术品、玉石等高端投资品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一倍以上。不要对气候好转物价下降抱有太大希望，通胀必然走完全程，即便从此风调雨顺，由于货币流动性仍然过剩，由于农作物、企业成本仍在上升，物价依然有惯性上升过程。
 

    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，5月22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京召开全国物价局长会议。会议指出，今年以来，我国粳米、玉米等粮食品种，大蒜、蔬菜、绿豆等农副产品，以及三七等中药材价格上涨较多，既受西南地区旱情、中东部地区持续低温等不利天气影响，也与极少数经营者捏造散布不实信息、恶意囤积、哄抬价格密切相关。
 

    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物价？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部署，一是严格监控物价信息，二是动用国家储备增加进口释放库存粮，三是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，四是给予城市低收入阶层临时补贴。
 

    抑制物价上涨的药方是古老的，未必是正确的。

 
    此轮物价上升最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流动性过多，要抑制农产品价格必须先收回流动性。
 

    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，容易储存的杂粮与大蒜等价格上涨更多，这说明绿豆等农产品已经成为金融链条中的一环，金融因素已经超过了供求关系。如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内的蔬菜整体交易量较往年增长30%左右，但价格仍然普遍持续走高。我国曾有绿豆期货，绿豆的涨跌受货币与供求关系的双重影响。另以大蒜为例，储存期限一年，中间商以每斤0.2元购入的大蒜销售价到0.7元元才能保本，去年大蒜中间商亏损累累，今年则呈现爆发式上涨。原因就在于去年与今年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，去年货币刚开始释放，而今年流动性四处蔓延。如果央行不能有效回收货币流动性，即便抑制了农产品价格，泡沫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。
 

    其次，我国的物流成本过高，市场不通畅。

 
    我国农产品物流十分滞后，农产品物流总额在社会物流总额中只占2％，运输途中的浪费、损耗也不少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丁俊发在2006年曾经披露，“国外农产品运输的损耗率在3%，我国企业的农产品损耗率在15%-20%，甚至达到30%，我们一年仅蔬菜水果大概要损耗8000万吨”。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5年的统计，我国物流总成本占GDP的18.6%，高于发达国家一倍。更不必提公路处处收费，地方处处设卡。

 
    国外蔬菜可以从田头到超市，而我国哈尔滨、内蒙古的蔬菜要先到寿光，经过层层中间加价到超市，人为拉长了环节。寿光蔬菜从田间运到物流园后，至少还要倒手3次才能出现在全国各地消费市场的终端。油价上涨，人工费上升，流转环节过多，以寿光到哈尔滨这条蔬菜运输路线为例，过去20吨的菜运一趟需要运费6000元，目前低于7000元根本没有人愿意去。农业部大张旗露头建立的农产品批发销售环节见效了吗？“农超对接”据说2012年才能见效，政府有必要放手鼓励民间资金四处建立农产品批发中心。
 

    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农民，那么只要保障最低工资，或者将最低工资与物价上涨水平相连，对整体经济而言是有利的。
 

    目前的情况是，农产品价格上涨往往农民得蝇头小利，上游化肥、天然气等行业与投资者得大利，农民没有博弈能力，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宿命。惟有通过政府干预、大型农场化运作、鼓励越来越多的产业与金融资本流向农业，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。
 

    向城市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是稳定社会的救急举措，但成本高漏洞大，无法行之久远。最好的办法是将最低工资制与社保与通货膨胀率挂钩，使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保持在均衡的水准上。
 

    据说，近期国家发改委将会同商务部、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，组织开展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炒作农产品行为的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严重扰乱市场价格秩序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 

    打击囤积居奇是打击投机倒把的重演，如果不能抑制货币，如果不对投资者征收资本利得税，打击的结果只有两种，一是天下无菜，二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后其他价格再次上升。